《伊斯坦布尔》相伴三更半夜
昨晚和班上的同学都唱K,十一点多回来,因为吃了很多东西,撑着,没法睡,就干脆在线上看小说,看的是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 的《伊斯坦布尔》。小说的语言很吸引我,开头的一段话就让我陷下去,一直到结束,中间除了喝水和上厕所,我没有做其他任何事,甚至是打一个哈欠——我常以自己犯困的程度来评价一本书的好差。由此可以说这本书是本好书。到凌晨四点多,我恋恋不舍地看完。

眼睛很痛,但很精神。
仿佛自己还在作者的故事里没有出来,在他笔下的伊斯坦布尔里,听他讲他的童年和透过他的视角对他所在城市的理解。
在他的忧伤的笔调里,会忘了时间。
这样好的作品常常会让我无话可说,认为自己浅薄的评论会玷污了作品,而整个内心的震撼也不是三言两语能表达得淋漓尽致。书里有很多让我深有感触的体会,常让我觉得和作家靠得很近,那种英雄所见略同的惊喜。
语言本身所具有这种魅力,会把人与人之间的思想勾联起来。而文本也在阅读中重构,也许我所理解和作者要表达的并不完全一致(事实上也不可能做到),即便如此,我还是认为自己收获了很多。
我向都认为阅读本身就是一个创作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我能借助文本将我所想所感重新整合,也会被触动和启发。
《伊斯坦布尔》是作者五十多岁时写的,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和前人对它的理解是它和基奠所在,所有这些像是建筑这座城的砖,而作者对它的感情便是对它的熔铸。所以,在书里我所看到的是一给人以厚重感的,让人忧伤的伊斯坦布尔。
附部分摘录: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便相信我的世界存在一些我看不见的东西:在伊斯坦布尔街头的某个地方,在一栋跟我们家相似的房子里,住着另一个奥尔罕,几乎是我的孪生兄弟,甚至我的分身。我记不得这想法是从哪儿来或怎么来的。肯定是来自错综复杂的谣传、误解、幻想和恐惧当中。然而从我能记忆以来,我对自己的幽灵分身所怀有的感觉就很明确。 ”
“我出生的城市在她两千年的历史中从不曾如此贫穷、破败、孤立。她对我而言一直是个废墟之城,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我一生不是对抗这种忧伤,就是(跟每个伊斯坦布尔人一样)让她成为自己的忧伤。”
“虽然西化和现代化的欲望强烈,但最急切的愿望似乎是摆脱衰亡帝国的辛酸记忆:颇像被抛弃的情人扔掉心上人的衣物和照片。但因为没有西方或当地的东西前来填补空缺,西化的强烈欲望通常相当于抹去过往。对文化产生缩减矮化的效应,导致像我们这类家庭,虽在各方面乐见共和国的进步,却把房子布置得跟博物馆一样。我后来所谓的根深蒂固的忧伤和神秘,儿时的我觉得是枯燥和沮丧,一种呆板的烦闷,我将之设想成我祖母穿拖鞋的脚随之踏节拍的“阿拉土喀”音乐。我借筑梦来逃避它。”
“许因为我依恋这屋子?五十年后,我确实回到同一栋楼房。但屋里的房间或屋内美好的事物于我都无关紧要。那时就像现在,家是我内心世界的中心——无论乐观地说,还是消极地说,都是一种逃避的工具。我不去学习正视眼前的困难,无论是父母的争执、父亲的破产、我们家永无休止的财产纷争或是我们日渐减少的财富,而是以心理游戏来自娱,在其中转换注意力,欺骗自己,完全忘掉困扰我的事情,或是让自己笼罩在神秘之雾中。
“我们可将此种混乱、朦胧的状态称为忧伤,或者叫它的土耳其名称‘呼愁’,这是某种集体而非个人的忧伤。‘呼愁’不提供清晰,而是遮蔽现实,它带给我们安慰,柔化景色,就像冬日里的茶壶冒出蒸气时凝结在窗上的水珠。蒙上雾气的窗子使我感到‘呼愁’,我依然喜欢起身走向这样的窗户,用指尖在窗上写字。当我在布满水汽的窗上写字画图时,我内心的“呼愁”便消散而去,心情得以放松;在我写完画完后,我可以用手背抹去一切,望向窗外。但景色本身只能引发它自己的‘呼愁’。是该对伊斯坦布尔城注定背负的这种感觉有更进一步了解的时候了。
“梅林的画描绘我住了一辈子的山丘,却是在尚未坐落任何建筑之前的。在耶勒德兹、马奇卡、或帖斯威奇耶,凝视梅林画中风景的边缘处,注视白杨、梧桐和菜园,我想像他那个时代的伊斯坦布尔人若看见他们的乐土面目全非将作何感想,就像我看见焚毁的宅邸残留下来的花园、倒塌的墙垣和拱门、焦黑的残骸,感觉也一样痛苦。发现我们长大的地方——我们的生活中心,我们做过的每一件事的起始点——在我们出生的一百年前其实不存在,感觉就像幽灵回顾自己的一生,在时间面前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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